林斤澜是对老舍最熟悉的几个人之一。林斤澜夫人谷叶曾说：“我们到北京那一阵，斤澜替老舍跑腿儿。”林斤澜是1950年上半年到的北京，在北京人艺创作组。调到北京市文联是1951年底的事情。林斤澜认为老舍是一个智慧过人、知人知世的人。1955年反胡风之前，老舍的心情可说一片蔚蓝。他每年两次把文联的同人叫到他家聚会。一次是菊花开了，赏菊。还有一次是他的生日。聚会都要喝酒，他家有很多酒，汾酒、竹叶青、伏特加。要喝什么喝什么，要喝多少喝多少。有一次拿出一瓶葡萄酒，炫耀是毛主席送的。老舍自己是好酒量，从来不醉。曹禺有一次大醉，溜到桌下，两只手还在空中抓划找酒瓶。1955年之后，这种事就少了，到了1959年“反右倾”，林斤澜就没有这类事的记忆了。

林斤澜在《名著选读》中说：“老舍最后的日子里个研究题目，文章一写再写都值得。”他认为1966年8月23日那天是重要的，因为老舍次日出走，死在太平湖，谁也不知道，谁也不能叙述。

那一天，一个自称高干子弟的北大毕业生打了不少电话，叫人到文联大院里来。北京女八中的一群学生也来了，十五六岁，后脑支着两把小刷子，穿新旧拼凑的绿军衣，一律宽腰带，带铜扣。

下午三点左右，院子里沸沸扬扬起来。文联和文化局同在一个院子，文化局那边先叫喊起来。文联会议室这边“学习”边的人们屏声静气，翻张耳朵。当文化局那边大声叫揪名旦荀慧生时，只见老舍站了起来，脸上抽搐，甩甩手，嘴里啧啧几声，走出五六步，回头，坐下，木然。

忽然，文联这边两扇门打开，外面几条嗓子叫道：“出来，出来……”老舍和大家鱼贯而出，毒日头里晒着。只见一群人围打萧军，作家管桦在人丛中说：“要文斗，不要武斗。”好心人立即把管桦拽到人后。有人把萧军从地上拉起来，要他认罪。萧军叉腿站定，叉手丹田，徐徐答道：“服打不服罪。”

接着，一批人被揪到“国子监”去批斗。文联被揪的，第一名便是老舍。傍晚回来，老舍单独被押进他的主席办公室，头包白绸水袖，白绸水袖挂着血迹，后脑又渗着血。他蹒跚走进屋子，却不坐办公桌，也不坐沙发。在沙发前边，背靠沙发扶手蹲下，蹲在地上。老舍当时的女秘书坐在窗下办公桌上写字，为的是避免和老舍说话。而前段时间，她就写过大字报，说老舍在上海还有女人云云。

天渐渐黑了，老舍又被架出来批斗。老舍从一天的猥琐里挣扎出来，他奋不顾身了：“我有话说”、“我没说完”、“我有话说”……有人发现老舍胸前没挂牌子，觉得大逆不道。很快就有牌子递到女红卫兵手中。女红卫兵往老舍头上套。那牌子吊着根细铁丝，又短，匆忙中，勒着耳朵，勒不下去，但还是拼命勒。老舍双手往上托铁丝，托出头顶，连手带牌子碰到了红卫兵的脸。于是，院子里一片哗然只听见“打打打”的声音，花坛上女红卫兵噼啪打过去，男红卫兵跳上花坛噼啪乱打。老舍立刻矬下去，非跪，非蹲，是成团堆在地上。

林斤澜说，革委会副主任浩然那时的确怕老舍出事，他打了不少电话，声称这样的人物，若是打死了，大家不干净。最后，来了两位警察。警察上了花坛，一左一右，站在老舍身边，直起了把红卫兵隔开的作用。只是全无表情，也无话说。老舍还蹲在地上，警察不去碰，也不看，最后还是革委会的人上去，拽起老舍，也拽过警察的手，算是完成了交给专政机关的手续。老舍起身还没有站稳压，就对警察咧开肉皮，一笑。表面上看，这是皮笑肉不笑。可是叫人心里——用一个北京土字：“”

从此，林斤澜再也没有见过老舍。

林斤澜家里，保存着老舍写给他的两幅字：一是抄录毛泽东《七律答友人》一诗：“九嶷山上白云飞，帝子乘风下翠微。班竹一枝千滴泪，红霞万朵百重衣。洞庭波涌连天雪，长岛人歌动地诗。我欲因之梦寥廓，芙蓉国里尽朝晕晖。”二是直幅的四个字。老舍对林斤澜说，纸是清初的纸，极好。字是这样四个字：“健康是福”。